1886年冬天的一個早晨，曾擔任光緒兩位皇帝老師的翁同龢在大街上看見一個小男孩在賣對聯，他仔細看眼前的對聯和書法皆自成一家。

一問才知，竟然都是這個孩子所寫。翁同龢便對這個小男孩道：「日后必定大魁于天下。」

小男孩連連道謝，他并不知道眼對面的這位老者就是大名鼎鼎的狀元帝師翁同龢。眼光銳利的翁同龢也沒有想到這個小男孩長大后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狀元劉春霖。

1904年7月4日，天剛蒙蒙亮，紫禁城的保和殿已經滿滿一屋子人了，273貢士在專人的帶領下來到擺滿小桌子的保和殿。

今天這些人要參加的將是決定他們一生命運的殿試，高中者均被賜予「狀元及第」，并委以高官。

當時他們也不知道狀元究竟會花落誰家？更不可能知道這次殿試將是大清帝國最后一次科舉考試。這一次科舉也就成為了「末代科舉」，這一屆狀元便成了「末代狀元」。

十分巧合的是，這屆殿試的主考官正是翁同龢。經過幾天的讀卷和判定，翁同龢把10份最好的試卷依次排開，請慈禧太后欽點新科狀元。7月8日，天還沒亮，新考中的進士們便焦急地等在太和殿門前，豎起耳朵等候發榜。

「 一甲第一名劉春霖」，這就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位狀元。

1904年對于很多人來說是特殊的一年，這一年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壽。當時清政府特地增加了一次會試，還起了一個很好聽的名字稱為「甲辰恩科」，也就是說這次考試最后誰拔得頭籌皆憑慈禧太后喜歡。

關于劉春霖最終拔得頭籌獲得狀元，一直有傳聞說他并不是完全靠真才實學，那他到底靠什麼取得的狀元呢？

傳聞中那一年的狀元應該是一名來自廣東的考生叫「朱汝珍」，但慈禧太后卻對這位考生的名字很是忌諱。首先明朝皇帝也姓朱，這個「珍」字又讓她想起了幾年前投井的珍妃。

還有一個就是朱汝珍是廣東人，太平天國的洪秀全、戊戌變法的康有為梁啟超以及後來辛亥革命的孫中山這幾個人都跟廣東有關系。

就在這時慈禧太后看到了劉春霖的名字，心情頓時豁然開朗。久旱逢甘霖，那一年國內許多地方正值大旱，「春風化雨，普降甘霖。」是難得的好兆頭。

就這樣劉春霖似乎有幸運之神眷顧，成了清政府的末代狀元。到底是幸運呢還是有自己的真才實學呢？

沒過多久劉春霖的考試試卷被公開了，答卷內容非常契合當時清政府需要進行制度改革的需求。他在考卷中提到的中西合璧確實符合當時清政府的政策，他的書法也是一絕。

就在劉春霖打算在政壇好好施展抱負的時候，清政府迫于社會輿論壓力，宣布」停止科舉，推廣學校」，而劉春霖也成了「 第一人中最后人」

與其說他幸運，然而我們并不知道他的仕途跟求學生涯也頗為坎坷。在中國2000多年的科舉史中，我們不乏發現，狀元們大都出現名門望族，甚至有父子狀元，就比如北宋狀元父子梁灝、梁固父子。而劉春霖卻是出身寒微，靠自己的真才實學出人頭地。

高中狀元后的劉春霖被授予了翰林修撰之職，很快就被派往日本，為的就是響應當時魏源所提出的「師夷長技以制夷」口號。

清政府在家務中日戰爭中吃了敗仗，也讓中國徹底清醒，終于開始「睜眼看世界」，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用什麼方法躋身世界強國？而劉春霖正是清政府這次派遣的留學生。

明治維新期的日本

這次留學，也讓他的憲政理論有了更深的認識，思想也更進步。劉春霖就是希望通過「君主立憲」，用和平變革的方式，對國家進行改造，畢竟當時他可是受慈禧太后的欽點，理當站在慈禧這一派。

劉春霖學成歸國后，擔任了資政議員一職。正當劉春霖打算大干一番事業的時候，辛亥革命爆發，打碎了他的美夢。大清國已經是風雨飄搖，政治動蕩，日寇漢奸橫行，民不聊生的混亂局面。大清國都快亡了，就算是狀元，也只能賦閑在家。

那麼身為狀元郎的劉春霖在民國遭受怎樣的待遇呢？

辛亥革命后，袁世凱竊取了革命果實。劉春霖受邀，安排他擔任總統內使，并擔任總統府秘書長。其實就是把他讓當作招攬讀書人效命的「活招牌」。

袁世凱

七七事變后，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他們威逼利誘，逼迫劉春霖出任教育署官員，劉春霖稱病賦閑在家。

但是，九一八事變后，溥儀皇帝在日本人的擁立下在東北「復辟」，成立偽滿洲國政府。

幾年后，現為日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會長王揖唐，也就是劉春霖留日同學又來勸說他給日本人做官。他以為以自己跟留春霖的交情必定是十拿九穩的事。這樣王揖唐自己也可以在日本人面前落個好。

沒想到，王揖唐身穿貴重衣服，還帶著六根金條，乘著日本軍車。在一群人的護衛下來到劉春霖家里說明來意時，劉春霖不顧身體的不適將茶水猛潑在地上，義正詞嚴地拒絕了并痛斥道：」軟筋骨的東西，我絕不當日本人的走狗！」

王揖唐與日本人

王揖唐灰溜溜地離開，并把這事告訴他的日本主子。惱羞成怒的日本人來到劉春霖家里，把他的家里弄得一片狼藉，紅木傢俱給搬走，書籍凌亂地散落了一地，珍藏的字畫也被搜羅一空，將他們全家趕出家門。

但他依舊保持文人的風骨，但他仍態度堅決地說「寧做華丐，不當漢奸」。此后，晚年的劉春霖只能靠字畫為生。

1942年，劉春霖狀元在家中神色平和，逝世于北京，享年七十二歲。在眾多挽聯中，其中兩塊黑底金字的匾額寫著「 義士狀元，中華脊梁」，足以見得他的高風亮節。

作為中國歷史上的最后一位狀元，幸運與不幸交織的坎坷人生。在那個社會動蕩的時代，他的行為無疑是千千萬萬中華兒女的脊梁。正是因為有了這些人我們才會迎來全新的時代，他的故事也留給我們后代細細品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