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英属马来西亚西部的槟榔屿上，打铜仔街120 号，有一座外观并不特别起眼，典型热带殖民地风格、黑白相间的狭长街屋。
在这座不起眼的街屋里，是同盟会的海外组织，在孙文多次起义的过程中，扮演革命人士的海外庇护所，而里面的客家移民，不只负责革命的资金筹备，还肩负海外人力调度、消息联系的重责大任。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改革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其中南洋的客家移民社群，在这段现代中国革命史中，担任重量级角色。近三十余年来，“客家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日益重视南洋地区客家族群与太平天国、孙中山等革命势力的关系。
翻看孙文撰写的《中国革命史》，我们大概可以得知三件事，一、南洋移民社群有会党踪迹；二、移民社群在革命运动中“慷慨助饷”且“热心宣传”；三、会党成员在多次革命中冲锋陷阵，破敌出力。
南洋不只可以说是革命人士的政治庇护所，也是筹钱募资的小金库，孙中山当年即以南洋作为根据地之一，推动中国革命的策划，在南洋筹备革命支部、募款、兴报、并演讲宣传革命主义。
1906 年春，孙文从法国到新加坡，由华侨陈楚楠、张永福接风，住进“晚晴园”，并在园内成立同盟会之分会，作为东南亚英属、荷属殖民地的革命总机关。当时，新加坡分会推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林义顺担任会计一职。
之后，孙文从日本前往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亲自带领陈楚楠等人前往吉隆坡、槟榔屿，并在当地成立分会，负责当地募资事宜。1905 到1908 年，支持革命的海外华人，纷纷在几个华人社群的重要地点，如西贡、河内、仰光、曼谷等地，成立同盟会分会。
1910 年，辛亥革命前一年，中国同盟会的南洋基地从新加坡，转移至另一个相去不远的英属海峡殖民地──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槟榔屿。
没错，前文那座街屋，就是“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也就是同盟会在东南亚的大总部，中国革命的海外重要基地及金库。
当年，孙文与许多东南亚华侨就是在这里，召开重要的“槟城会议”，策划俗称的第十次革命，也就是1911 年的“三二九广州之役”。
除了“三二九广州之役”，历史上发生在中国境内的著名行动，例如，1907年“镇南关之役”、1908年的“河口之役”等，都和南洋移民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没有海外移民筹款、召集势力，革命行动不能成。海外华人移民虽没有在东南亚殖民地武装起义、革命，但透过大量的募资与网络组织，他们暗中帮助孙文“搞革命”，协助完成革命大业。
在这当中，特别是客家移民，在孙文的革命事业推动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清朝早期，委派的南洋领事以福建、广东原乡者占多数，所以早期的新加坡总领事及槟榔屿的五位副领事，皆为广东省客家籍，而“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所在的槟榔屿，中国领事馆约有半个世纪都由“客家帮”掌控。除此之外，同盟会南洋总机关早期的副理事们，皆为南洋的客家华侨。
总体来说，客家移民及其家族，在下南洋后经营成槟榔屿上的“有力人士”，而后这些有力人士及其家族成员，成为挹注革命事业最有利的赞助人跟庇护人。
例如其中一位副领事谢梦池家族，在黄花岗起义、三二九广州之役时，谢良牧、谢逸桥两位谢氏成员曾在中国境内砸钱又出力培养革命人员，负担起革命人士的旅费，返回槟榔屿后则负责接待孙文与同盟会成员。
至于为什么华人移民会如此支持孙文的革命事业？或许可以说，孙文对马来亚华侨来说，某种程度是“错置的乡愁”──对移民来说，南洋本不是他们的家，在对马来西亚土地认同不高的程度下，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深的吸引力。
在客家华侨的帮忙下，槟榔屿等英属马来亚地区，便成了二十世纪初孙文一众推动革命起义的重要本营之一。
读者可能好奇，如果客家华侨是支持同盟会革命的金主，那华侨的资金又从哪里来？
其实，早期南洋客家移民，除了从事采矿业之外，还在典当、药材、钟表、洋行等行业上表现颇为出色，即使随着时间迁移，客家移民垄断这些行业的情形越来越不明显，但客家子弟在新加坡典当业仍独占鳌头，至今，新加坡八成的当铺，仍由大约20 万人的客家移民后代把持。
等等，典当业？金融业前身的典当业？客家人做金融业？
是的。过去的刻板印象总认为，客家人有“重农轻商”的保守倾向，特别不善于在经济活动上冒险，而客家移民在原乡相对贫穷的生活经验限制了他们的职业选择。但究竟在“客家人不善经商”的刻板印象下，新马客家移民们，是如何突破该现象，并在新加坡垄断典当业呢？
客家人到新加坡多是打工苦力，因为客家人来的时间晚于福建、潮州及广东人，所以要逃离苦力生涯、学做生意的话，必须从非客家人群体还没经营的领域开始干起，也因此，这群新马客家人的生意，多从中药、缝制洋服、以及典当业开始。
1872 年，由蓝秋山先生在新加坡开设的第一家客家当铺“生和当”起，大埔客家人开始在新马经营当铺。基于宗族观念，客家移民到了当地谋生，会尽量拉自己的亲族、同乡一同挣钱，于是晚一步下南洋的客家移民，常在客家原乡亲族底下充当学徒或劳工，一方面学习经验、一方面挣钱谋生，等小有积蓄或有独立机会，便自行创业。
创业维艰，客家移民一般会依循在南洋地区获得的求生技能，进一步打天下，因此，大埔客家亲族培养出来的典当势力就这样开枝散叶，久之，甚至共用商号，最终形成垄断的现象。
廿十世纪初，几乎新马所有的典当业都被客家大埔人垄断──1920年至1929年是新加坡经营当铺的全盛时期，共有25家，其中客家人经营的有22间，其余3家当铺由广东人经营，每个月营业额，以及各地营业流动的资本额极可观。
典当业是很特殊的行业，它很传统、分工细腻，且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大股东通常为“头手”，他的责任重大，除了负责对外繁琐的联系事宜，还要对内监督其他职员与学徒。如果一间当铺的老板没有办法熟悉营运状况，就得以高配额的“花红”聘请头手，甚至邀请外挂的头手入股当铺。
一个头手除了掌握很多行内知识，包括考虑物品是否能成为典当品，一个从学以毛笔写当票、打杂开始的学徒一路晋升到头手需要十几、二十余年的学习；除此之外，是否获得老板信任，也是能否成为头手主要的关键，在此严苛条件之下，原乡与语言交集就显得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当铺每日交易的主要内容是钱财与贵重物品，因此需要甄选诚实可靠的职员，最好是“自家人”加入经营、次之为“亲朋好友”、然后是“同乡人” 。
也因此，典当业遂形成较为封闭的行业，通常不会公开刊登广告招聘员工。老板缺人手的时候，通常会先看看家族内部的亲戚朋友是否有意来学习、入股。
更进一步来说，学者曾将南洋客家人区分成两种不同的群体，第一种是“既融入又区隔的城市客家”，第二种是“保存客家语言的乡村客家”。而新加坡的客家移民华侨属于前者──都市内的客家人，透过在特定行业，如典当业、中药行，藉由“链式移民”、共同语言凝聚等方式，达到特定行业垄断的目的。由于都市是各种方言族群比较容易杂处居住之处，所以语言差异，也就特别具有凝聚与区分移民群体的目的。
典当业的特殊性质，加上南洋移民的历史因素等，造就了新加坡当铺“任人唯亲”的情形，最终也造就新加坡的典当业90% 以上都是客家人。
从婆罗洲的亚洲第一“兰芳共和国”，到中华民国革命的幕后推手，再至垄断新马金融业的大佬，有关南洋客家移民族群的故事，说到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
确实，这些都是“成功的故事”，但透过这些故事，我们所看见的，其实是十八、十九世纪离乡背井、突破千险万难，到异乡胼手胝足奋斗的客家移民，在南洋用铁碗与汗水写下的史诗篇章。
虽然大部分消失于史籍，但这些前人认真而踏实的生活，冒险不畏艰难的“超狂”精神，尤其值得我们记忆和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