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治疗方案对我非常有效，我最近一次发作是2018年。现在出来参加节目也没有问题了。

我的朋友们都觉得我早就应该出来，上节目唱歌就好啊，唱歌我最拿手对不对？他们不了解我的严重程度。病情发作的时候，我跟他们出去吃饭或者聊天，我都坐在那儿不讲话。他们对我的帮助很有限。

我试着跟一些朋友说我很低落，他们说低落每个人都有啊，情绪嘛，很正常。谁没低落过呢？听到最多的就是，“看开一点。”我很难跟他们解释我的低落不是那种低落。就像是发炎，一个人发炎久了，有可能会自愈。但是有些炎症一直发作下去就会变成癌症啊。这不是什么看开一点就能解决的问题。没什么看开一点。看谁呢？往哪里看呢？看多开呢？

我和我太太在一起超过20年了。她一开始也跟我的朋友们一样，说有什么好紧张好怕的？直到陪我去了好多趟急诊室，她才能比以前更理解我一些。

这些年我一直有一些商演，基本的生活能够保障。孩子出生以后，我有了新的责任。我想让他有一个更好的未来，所以我要做更多，要更努力工作。

我挺敏感，以前会玩乐器。但生病以后，吉他很久没碰了，也没有创作的感觉，只想远离。我在怀疑是不是这个行业导致我这样了？所以也不想去碰，会害怕。

生病吃药对我比较直接的影响是变胖，最胖的时候超过80公斤。有时候反应会变慢。但我大概本来反应就挺慢的，所以好像没那么明显。抑郁症不会离开我了，要去接受它。我已经好转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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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好怕，我不该躲”

如果让我重新选择29岁继续做建筑还是去做歌手，很难的。卡在了抑郁症这件事情上。可能我继续做建筑，也会得抑郁症。我试过找原因，感觉这是小时候埋下的种子，但不知道究竟是为什么。我宁愿回到不要有抑郁症的时候，无论做什么，都好过我得抑郁症的心情。有了抑郁症，我已经不懂快乐是什么了。

进娱乐圈之前我是一个打工人，在工地工作。每天早上9点去，晚上8点下班。服完兵役后，朋友介绍我入建筑行业，说这个不用学历，有经验就行。刚入行的时候，赶上新加坡政府颁布一系列国家层面的祖屋翻新工程政策。新加坡的第一个翻新工程就是我们公司做的，那些屋子现在还在。我的职位类似中间商，负责承包商、政府监工和屋主之间的沟通，确认每一间房子哪些地方敲、哪些地方修、哪些时候家里不能有人。还有是做建筑工程的包工头，政府部门招标，承包商去投标，投中以后给我，我来找人做。这份工作主要就是沟通，但有一个标准的流程，怎么操作都有迹可循，我就算内向也没有影响。

做了几年，我习惯在工地了，经验也变得丰富。我挺喜欢在工地的日子。有一个工程是修路，工地边上有一家饭店，每天把卖海南鸡饭剩下的鸡头、鸡骨扔出来，我都捡了回去喂工地的流浪狗。时间长了就有感情了，哪天没喂我就觉得很难受。我还捡过一些回家养，带它们去绝育。

▲阿杜出道前回新加坡看望工友和喂养的流浪狗

我一直喜欢狗，到2008年自己养了一只杜宾。脸尖尖，身子小小，很可爱。但是今年8月它去世了。年初带它看医生，发现器官已经开始退化，肝和肾都快不行了。医生说最多还有六个月。我很难过，出发前一直抱着它合影。

聊回工作，我做得已经越来越有经验，很稳定。如果没当歌手，我应该还在建筑行业里，大概成了一个小小承包商吧。

在新加坡要当一个歌手挺困难的，我如果有过歌手梦，想到的最多也只是在当地的一个餐厅唱歌。真正成为歌手完全是一个意外。我之前经常和朋友一起唱歌，正好新加坡要办一个训练班，他们拉着我一起参加。最后三个人里只有我被选中了。可是我已经27岁了，早过了做明星梦的年纪。入选训练班的人都18岁左右，林俊杰当时才16岁。我是年纪第二大的。所以训练班一开始我没有很用心去，白天我要在工地上班，只能下班了穿着厚厚的工地鞋去上课，内容是教我们怎么做一个艺人、进行一些声乐训练等等。

我跟举办者说我不想来了，我每天很忙，要加班，没空。对方劝我，一定要来，这个课会教很多东西。他说：“你有机会。”我听到这句话就去了。

没想到最后那么多人里面真的签了我，同班学生都很惊讶。我觉得我的优势是声音，蛮特别，有一些沙哑。其他没有了，我年纪大了，外表也不行，每天穿着工地的工服灰扑扑过来。

出道前，我在台湾住了一年。当时歌已经全部录好了，但公司认为我还没有做好准备，让我再等等。我经常穿着拖鞋短裤就去公司，公司的人看到就讲“太不像一个艺人了”，让我学学穿搭，看看平时的杂志和报纸以便以后面对大众。我看综艺、看杂志，看别的艺人怎么回答提问，感觉每个人都可以是我的模板。他们都讲得特别好，但我根本想不到（能这么讲），我很难清晰准确地用一个词语表达，口齿也没有那么清楚。一下子有好多东西要学、要记，很焦虑。

我15岁就辍学打工养家了，知道自己不是读书的料。那时候已经察觉自己有一些问题，比如没法专心、记忆力也不算好，老师讲课也没有完全在听……我以为唱歌很简单，就是出专辑了，唱给大家听。我发现我还要拿着话筒介绍我是谁，要回答问题，而我连话都讲不好。从小就不会（这些）。

刚出道的时候，专辑卖得好，有人喜欢，我很快乐。但很快就有了抑郁症的问题。没有人知道我不适应。我在发布会上一遍遍说自己的故事，穿着笔挺的西装端着红酒傻笑，被闪光灯层层包围……我不习惯，常常问自己：阿杜，你过得好吗？我开始抗拒、开始恐慌、开始害怕，想躲起来。慢慢发展成了最开始我跟你讲的那个状态。

很多话我之前从来没有这么详细对外讲过，大部分都是我一个人撑着。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但是现在讲出来，我觉得很舒服。我很想告诉大家阿杜这些年消失去哪里了、去干什么了。

这次我再参加节目，站在舞台上，有一些担心，怕别人说我表现不好，怎么跟20年前一样不会讲话。包括今天的采访我也很紧张。

我很想借这个重新出来的机会完成以前没有完成的东西，比如2004年停下来的演唱会。我挺想回到刚出道的时候，因为现在我知道了很多事情没什好紧张。我特别想跟那时候的阿杜说：没什么好怕，我不该躲。哈哈，这也是我两首歌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