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的前一个月，蔡澜如约开启了“网友问答”栏目，今年的蔡老问答，一如往常的精彩。

网友在其视频下方留言：RIP（一种哀悼死者的说法）。他回复：谢谢，你也是。

网友问：为什么会觉得烦恼痛苦。蔡澜说：自寻的，活该。

网友请他指点迷津：脑子太笨装不进去知识怎么办？他回：可装垃圾。

人生已至耄耋，蔡澜浑然不理社会赋予老人群体上刻板的得体或慈祥，还是记忆中的风流模样。

忆起三十年前，蔡澜与黄霑、倪匡三人曾开办一档电视栏目，《今夜不设防》。

因收视率火爆，许多年轻人给蔡澜来信，蔡澜索性在报纸上开通专栏，专门回复这些问题。

后来，他评价这些来信说：“都是将来怎么样，老了会怎么样，生病了会不会有钱付医药费，爱的人不爱我了”，“就是这么无聊”。

如今，他在微博上同样抱怨：“请别问怎么发财好不好”，“怎么这么多无聊问题”。

三十年倏忽已过，年轻人的烦恼似乎还是相同，但那些传奇的故事与有趣的人儿，却换了新天地。

黄霑一笑西去，金庸拱手作别，倪匡大笑离去，叱咤风云的“四大才子”，独留蔡澜困守江湖——过了年，蔡澜已经82岁了。

少年子弟，江湖已老。

1941年，新加坡，“大华戏院”上有一户人家。

这家主人名蔡文玄，祖籍潮州。十余年前，他从汕头下南洋，成为了邵逸夫创办的海星电影公司（邵氏前身）的第一位职员。

他参加过北伐军，还是一位诗人，和郁达夫是好友。因为思乡，时常梦见北岸的柳树，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柳北岸”。

到了三子出生的这一年，蔡文玄已经成为了邵氏电影公司在南洋的发行主管兼“大华戏院”的经理。

为了纪念孩子生在祖国南方，他给儿子起名“蔡南”，后为了避讳家中长辈名字，改为“蔡澜”。

蔡澜（左）与弟弟蔡萱合影

很多人都认为蔡澜是个家境优渥的乌衣子弟，其实不尽然。

蔡澜出生后，正逢二战，日本占领了新加坡。

某日，英军的炮弹袭击了这座城市。那天恰好是蔡澜的三岁生日，家里按照潮州的习俗为他准备了红鸡蛋。蔡澜刚吃了蛋白，警报大响，母亲拉着他往防空洞逃，他急忙把蛋黄塞进口中，差点噎死——自此，他再不敢单吃蛋黄。

时局动荡，仅靠父亲蔡文玄的工资难以维持家里三个孩子的支出，母亲洪芳娉还要凌晨3点去黑市进货，白天制作甘草汤，由大姐蔡亮晚上摆摊售卖。

好在，战争很快结束，蔡澜的童年没有因此缺少快乐。

战争之后，邵逸夫在新加坡修建了一个名为“大世界”的游乐园，蔡文玄任游乐园经理，蔡澜就在这里长大。

战后百废待兴，邵先生在游乐园中建起了临时教室，供孩子们读书。蔡澜清楚地记得，自己上的第一节课是“咱们都是中国人”。

他说，这个“咱”字还是第一次认识。

蔡澜（后排中间）全家福

蔡氏家风自由，父亲尤为重视教育。

蔡文玄经常会买回一堆书供孩子们挑选，如果孩子不感兴趣，就再买别类，直到孩子选中一本，他便不停地买同类书籍，以引阅读兴趣。

姐姐蔡亮喜欢教育类目，后来，她成为了新加坡最大学府之一南洋女中的校长。哥哥蔡丹喜欢做生意的书籍，于是他子承父业，成为了一位商人。

蔡澜却偏爱《希腊神话》这种奇幻读本，再加上父亲工作之便，他跟着看了许多影片。

他的脑子里有一整个天马行空的世界，等待着出口打开，奔涌而出。

年轻时的蔡澜

蔡澜从不掩盖自己的年少轻狂与放肆浪荡。

十二、三岁时，他去马来西亚旅游，看到当地少女用水龙头冲洗头发，身上围着纱笼，他回忆起来：“那可性感了”。

人生过古稀，他细数自己那些红颜往事，含蓄一笑：“一年换一个，61个女友有了。”

14岁那年，蔡澜写了一篇影评《疯人院》，投给了《南洋商报》，谁知竟被发表，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写影评，也写杂谈。

而父亲蔡文玄喜欢古体诗，又想着要突破传统，所以写了首新诗发表——只是新诗每句还是押着韵，倒显得不伦不类。

蔡澜看了父亲这首诗，写文章刊登到报纸上，直言“这是什么屁诗”。蔡文玄看了生气，但投稿人用的是笔名，他又找不出是谁。蔡澜就在楼上，看着父亲发怒的样子，偷偷地笑。

年轻时的蔡澜

长到16岁，蔡澜高中毕业，对绘画起了兴趣，想去法国学习。

但母亲知道蔡澜嗜酒，怕他去了法国会变成一个酒鬼，将申请驳回。此时恰好日本电影蓬勃发展，蔡澜提出去日本留学。

母亲一想，日本没啥酒，就吃大米饭，那就去吧。

蔡澜后来在书里写这段经历，仍在窃喜：“她不知道，日本有一种叫sake的清酒。”

那是1957年，16岁的蔡澜进入了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回头看，正是鲜衣怒马少年时。

蔡澜十分爱看电影。

在新加坡时，有时电影买来还是英文原版，为了看懂电影，蔡澜上午去中文学校上学，下午又跑去英文学校。

邵逸夫看着他长大，提到电影相关剧情，蔡澜都能讲出片名，被称为“电影字典”。

蔡澜曾住过的“大华戏院”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时，邵氏在日本的经理准备退休，博览群“片”的蔡澜，成为了接任的不二人选。

于是，16岁的蔡澜摇身一变，成为了邵氏的驻日经理，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到香港放映和管理邵氏电影的冲印质量。后来，因为日本的电影制作更加专业且低廉，他说服了邵逸夫，将一部分香港电影的拍摄挪到了日本。

他开始接触到拍摄的片场，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欢。

“我认为拍电影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大家都在那边等，就拍一个镜头。”蔡澜把这个过程形容为“鸡在做爱”：“团团乱走，弄得一大堆时间，结果那件事情一秒钟就干完了。”

蔡澜（右）在日本办事处

一开始，他想做导演，又发现导演过于独立，没有监制好玩：“既可以参与电影的全部事务，还可以同时监制好几部电影。”

后来，他甚至数次吐槽自己合作的导演，不必指名道姓，几乎无人幸免：“导演都是一些很自我中心的，一些怪物来的，没有一个我喜欢的，我都很不喜欢他们。”

他清楚地记得，某次导演发脾气，只因骷髅道具不够逼真，蔡澜就半夜跑到山中，从骨灰坛中找骷髅头，洗净交给导演。

1963年，原邵氏兄弟的制片经理邹文怀离职，邵逸夫召蔡澜回港，接任职位。

此时蔡澜仅22岁，自认什么都不懂，不知如何是好。父亲蔡文玄自新加坡给他寄来书信，上写：“既来之，则安之。”

蔡澜在日本

蔡澜为邵氏工作了近20年，也是香港电影蓬勃发展的20年。

那时拍一部电影，仅售卖到东南亚地区的版权就足以赚钱，邵氏变成了一个梦工厂，低薪聘请了无数帅哥靓女担任演员，来往者仍络绎不绝。

蔡澜天真尚存，他向邵逸夫建议：“我们拍40部电影，39部都赚钱，能不能拍一部不赚钱的呢？”

邵逸夫笑着回：“第40部也赚钱不是更好吗？”

不可否认，邵逸夫是成功的商人，也是鼎鼎大名的慈善家，他尊重有才华的艺术工作者，但对于艺术本身，他似乎并不在乎。

他告诉蔡澜：“如果你喜欢电影，就得想办法不要离开它。黄梅调不卖钱了拍功夫片，功夫片不卖钱了拍风月片，主要是卖钱才能生存，没有对和不对的。”

1965年的邵氏片场

蔡澜的确拍过风月片，成本低又叫座，一度被叫为“咸湿监制”。

有人因此问他，是不是一个对艺术有良心的人。他直言，不是。那人又追问，你不是个有良心的人？他说：“我是，我对出钱给我拍戏的老板有良心。”

但蔡澜贪玩，为了不让电影变得面目可憎，他试图寻找电影本身的乐趣。

昔日的邵氏片场

时间走到八十年代，出走的邹文怀成立了嘉禾公司，力邀蔡澜加入，他于是辞别邵老。

在嘉禾任职的十余年里，蔡澜一路做到副总裁职位，一手捧出了“成龙系列”电影。

1993年，香港九龙城寨面临拆除，蔡澜向政府申请使用了20部摄像机入场拍摄，记忆中的九龙城，在他的镜头里湮灭。

后来，这些画面出现在了成龙主演的电影《重案组》中，蔡澜说：“没有后期，没有特效，而且也不能take two（再来一次），这很像人生”。

1993年电影《重案组》片段

但人生，很难有电影中的酣畅淋漓。

九十年代后期，香港经济下滑，市场上盗版肆虐，电影行业不再风生水起，一年也就一两部电影能收回成本。

1998年，蔡澜的老搭档、制片人何冠昌因心脏病辞世，已经57岁的蔡澜猛然惊觉，该是时候离开了。

他在影坛搅弄风云40年，回头看，恍若大梦一场。

“浪费了40年，才发现自己并不喜欢电影制作，爱的只是看罢了。”

蔡澜与成龙

坊间号称中国香港有“四大才子”：小说家金庸，词作家黄霑，小说家倪匡，以及美食家蔡澜。

有人将这个称谓怼到蔡澜面前，蔡澜笑着摆手：“不是胡说八道吗？人家（指金庸）大师了，我们是三个小流氓。”

左起：李纯恩（香港作家）、金庸、蔡澜、倪匡

蔡澜是金庸的忠实粉丝。

蔡澜还在新加坡时，金庸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后来金庸多产，一张报纸上同时连载两部小说，每次报纸刚一到家，蔡澜和姐姐立马一人撕一半，“都等不及的，可以吸引人到这种程度”。

日后蔡澜任职邵氏，要改编一部金庸的小说，邀先生谈版权费，两人因此结识。

金庸形容蔡澜是“除了我妻子林乐怡之外，我一生中结伴同游，行过最长旅途的人”。

“蔡澜见识广博，懂的很多，人情通达而善于为人着想，琴棋书画、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什么都懂。”

金庸与蔡澜

如今回看，酒酣胸胆尚开张，济济人生着实潇洒。

蔡澜曾在金庸创办的《明报》当专栏作家，在他的印象中，金庸并不像世人见到的一般严肃，反而幽默风趣。

彼时也在《明报》供稿的作家亦舒向金庸申请给自己加稿费，说得天花乱坠，金庸说不过她，吃了饭回去，写了八张纸，主题思想是：今年很困难，不能加稿费。

蔡澜告诉亦舒，把这八张纸收好，拿去拍卖，那才值钱呢。

当年古龙很狂，说自己随便写写就能卖钱。蔡澜虚心请教，古龙说：“比方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了七个女儿，嫁了七个丈夫，这样就卖钱了。”

蔡澜回头讲给金庸听，金庸说自己也行，“一个爸爸一个妈妈，生了七个女儿，嫁了八个老公，文章来了”。

蔡澜与金庸

亦舒的兄长倪匡与蔡澜更加相熟，亦是如出一辙的不羁。

《天龙八部》连载时，金庸有段时间要到访欧洲，迫不得已找到倪匡代笔，嘱咐他：“千万不要把人物写死。”

倪匡答应了，转过头就把最讨厌的角色阿紫写瞎了，金庸回来，故事已经连载登报，只好让游坦之挖眼救人，把阿紫“医”好。

年轻时的倪匡

风水轮流转，这样的烦恼事，倪匡也经历过。

早前，倪匡编剧事业如火如荼，《唐山大兄》让李小龙一炮而红，《精武门》更是开创了“陈真宇宙”。

蔡澜模仿倪匡写了剧本，交给制片人，谎称是倪匡写的，制片人拿来一翻，立马买下。后来，有人问到倪匡面前，倪匡一头雾水，最后才知竟是好友恶搞。

蔡澜与倪匡

八十年代末，倪匡喜欢上了一个酒店的妈妈桑，常邀黄霑、蔡澜一起去消费，叫来所有姑娘，聊上许久。

三人都是有名的妙语连珠，把姑娘们说得花枝乱颤，渐渐地，三个人回过味来了：“怎么变成我们在娱乐她们。”

“我们想，既然花那么多钱让几个人笑，不如搬到电视台谈同样的东西，让所有的人笑，还有钱赚呢。”

于是，在1989年，《今夜不设防》出现了。

左起：蔡澜、黄霑、倪匡

这是一档“疯狂”的节目。三个主持人叫来俊男靓女，左手红酒右手烟，大谈十八禁话题，仿佛点燃了一颗烟花，既炸得人惊骇后怕，又惹得人啼笑皆非。

为了节目效果足够真实，蔡澜三人还搞了一些“阴谋诡计”。

嘉宾一来，三人立马开酒，然后和嘉宾讲：“放心啦，我们这是个录影的节目，你不喜欢的话，随时我把它剪掉。”

访谈的前一个小时，大家还带着拘谨，一般都有所保留。待酒酣耳热，气氛正好，开始无话不谈，谈完之后趁着酒劲，蔡澜再问：“片子还要再剪出来你看吗？”

对方多半要回：“不用不用。”于是目的达到。

左起：倪匡、蔡澜、林青霞、黄霑

就这样，在这个节目，观众们可以看到一本正经的周润发“歪”在沙发上，矜贵自持的张国荣大谈不为人知的往事，关之琳说“自己不介意当情妇”，张曼玉承认“竟选港姐就是爱慕虚荣”。

还有林青霞畅谈与秦汉的甜蜜恋情，王祖贤回忆自己与齐秦的初吻如何发生……再一回头，竟已是30年前的故事了。

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那个时代，终究是过去了。

左起：倪匡、王祖贤、蔡澜、黄霑

从电影行业离开之后，蔡澜重拾笔杆，在报纸开设专栏。

执笔写啥？蔡澜想到了母亲的话：“成为专家就可以赚钱”，人有一日三餐，那便成为吃的专家吧。

“我叫蔡澜，听起来像菜篮，买菜的篮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

他开始写食评，搜罗世界各地的美食，再之后，他得了一雅号：“食神”。

在《射雕英雄传》中，黄蓉以美食诱洪七公收郭靖为徒，做了一道菜，名为“二十四桥明月夜”——

“那豆腐却是非同小可，先把一只火腿剖开，挖了廿四个圆孔，将豆腐削成廿四个小球分别放入孔内，扎住火腿再蒸，等到蒸熟，火腿的鲜味已全到了豆腐之中，火腿却弃去不食。”

本就是金庸凭空想象的一道菜，蔡澜却把它搬到了现实。

他将金华火腿锯开三分之一当盖子，在剩下的火腿上钻出二十四个洞，再将豆腐挖成圆形塞进洞中，煨六个小时，火腿的滋味全部裹在豆腐中。

金庸尝过，赞不绝口。

身为老饕，蔡澜尝遍世界珍馐，对美食深有研究，却少有故作姿态。

接受记者采访时，两人坐在茶楼，面前泡一壶茶，记者问他，喝此茶有什么讲究。

他摆了摆手：“喜欢就好。”

养生专家大多抨击动物油脂，蔡澜却在文章中写，最无稽的一条健康建议就是别吃猪油。“谷类之中，白米最佳，一碗猪油捞饭，吃了感激流泪。”

他也一直坚持，最好吃的菜是妈妈做的菜。“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乡愁。”

2012年，《舌尖上的中国》风靡一时，蔡澜是节目总顾问。

谈及节目立意，蔡澜解释道：“不去讲餐厅，不去讲菜，而讲食材是怎么辛苦得到的，为什么我们要用这种食材，食材可以怎么变化，这是很聪明的做法，让观众着迷。”

2015年接受采访时，他建议《舌尖上的中国第三季》要将中国传统美食原原本本地摊到餐桌上，留给年轻人，这样才不会消失。

他曾说：“骂我老派好了，我还是爱经典。”

怎料三年之后，第三季节目如约而至，“顾问”一栏却少了蔡澜的名字，最终落得全网诟病，也不知蔡生看过是否忧心。

如今，82岁的蔡澜坚持记录自己的饮食、日常，每天在微博上更新一篇日记，此前着作集结成册后，出版了200余本书籍。

他说，对一个所谓的写作人来说——他是不愿意称呼自己为作家的，如果不再动笔，人就死了。

就像是他放弃电影之后，那个做电影的蔡澜就死去了。

但他倒也自觉自己的作品不会被正统文化认可，干脆认领了“洗手间文学”的称号——

“一次看完一篇，如果那天吃的是四川火锅的话，就看两篇吧。”

多年前，蔡澜曾游历到一个叫伊比萨的小岛。

某天，他漫步到海边，看到一个老嬉皮士在钓鱼。那天海水很清，能看到水下的鱼群。

蔡澜看看老人眼前成群的小鱼，又看到不远处的许多大鱼，拍了拍老人的肩膀：“老头，去那边钓，那边大。”

谁知老人对他笑了笑：“这位先生，但是我钓的是早餐啊。”

听了这话，蔡澜顿觉无地自容，觉得自己贪念太盛，险成坏事。

蔡澜出了名的爱钱，却不贪婪，听起来似乎有些矛盾。

他曾在节目中解释：“挣多一点钱，就是挣多一点自由的空间。”香港市场自由，公务员是唯一可以做到退休的职业，所以年轻时多赚钱，老了不至于饥寒交迫。

至于挣钱太多，那花了便是——这是蔡澜向倪匡学到的，毕竟倪匡有句流传已久的话：“赚了钱不花，天下大傻瓜。”

蔡澜和倪匡

蔡澜买劳力士，喝最昂贵的香槟，许知远形容蔡澜是“至少在我的视野中，这个时代最会享受的人”。

但蔡澜也曾在书里写过，自己人生最快乐的一个下午。

那是在阿姆斯特丹，在绘画老师丁雄泉先生由废弃小学改造的家里，楼下是画室，楼上是一个很大的厨房。

蔡澜与丁雄泉一起在这个巨大的厨房中，做了一份葱油饼，配了一杯香槟。

他回忆起那个下午，兴奋地手舞足蹈：“啊那个快乐真的是，无比的快乐。”

许多人赞蔡澜人生豁达，所有的对答大智若愚，似乎没有烦恼。

蔡澜没应下这句恭维，只说：“我自己的苦，告诉你有什么用，你又帮忙不了我。”他更愿意把自己人生的经验归功于看书与旅行。

看书是与古人对话：“虽然他们死去了，但他们还在教你，那么你就把你学到的智慧也教给别人。”

年前，有网友在微博上问他，年轻的时候是否也像自己一般，时常焦虑苦恼，蔡澜回他：“我看书，所以我走了过来。”

旅行则是去望不同的人生。

在印度山，蔡澜遇到一个老太太，整日里给他煮鸡。蔡澜吃腻了，想吃鱼，老太太却没见过鱼。

蔡澜拿出纸笔，画了一条鱼：“你没有吃过真是可惜。”老太太却说：“先生，没有吃过的东西有什么可惜呢？”

后来蔡澜感叹道：“这都是人生哲理。”

早年因为电影取景，他将世界作为自己的片场，后来因为美食，他又把足迹伸到更角落的地方。

某次，晚上的飞机，他遇上气流，飞机一直颠簸，持续了整整五分钟。

蔡澜身边坐一澳洲大汉，双手紧抓着两旁扶手，蔡澜却气定神闲，品着手里的酒。

飞机稳定之后，大汉问他：“喂，老兄你死过吗？”

蔡澜说：“我活过。”

2004年，黄霑因肺癌离世，享年63岁。

自知时日无多的时候，他特意交代了家人，不要大办葬礼。

他没有告知生前好友，也没有惊动新闻媒体，出席的只有至亲，“自编自导自演”了自己的整个丧礼流程。

家属为了告慰粉丝，一周后于香港大球场举办了追思会——到访者无需准备帛金，现场提供鲜花，任何人都可以前去拜祭。

当时身在美国的倪匡得知消息，只说：“我也要向他学习想好身后事了。”他不愿意去追思会上陈情痛哭，只希望能与挚友在梦中相会。

“好奇怪，以前我们约好了谁先去都要出现在对方的梦境里，告诉对方人死后有什么感觉，但这么久了我都没梦见过他。三毛是这样，黄霑也是这样。”

蔡澜好字，早早计划好了为黄霑的灵堂准备的横匾，四个大字“一笑西去”，最终还是事与愿违。

黄霑豪情，早为自己写好了人生结尾，正如他写的那句词：

“就让浮名轻抛剑外，千山我独行，不必相送。”

左起：黄霑、蔡澜、倪匡

2018年10月，94岁的金庸笑傲一场人生，悄然而去。

“今番良晤，豪兴不浅，他日江湖相逢，再当杯酒言欢。咱们就此别过。”

蔡澜接到了金庸夫人的电话，请他写一个横额，配的挽联是先生生前着作：“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蔡澜自不会推迟，郑重接下了任务，写了倪匡想出来的“一览众生”。

此前，倪匡曾写了一张纸条给金庸夫人，说这四字含义是查先生看透了世间相，方写出如此伟大的作品。

后来，倪匡在接受采访时曾说：“金庸、黄霑、张彻、林燕妮、我。五个人，四个人去世了。只剩我一个了。很寂寞的，真的。我身体差到极点，百病丛生，举步维艰……”

四年之后，倪匡挥挥手，随老友而去，终年87岁。

倪匡走后的第二天，蔡澜更新账号，挥笔写下一篇“忆倪匡趣事”，开头是倪匡接电话的四声大笑，结尾又是相同的爽朗笑声。

他自挥手大笑去，世间再无卫斯理。

左起：温瑞安（港台作家）、金庸、倪匡

倪匡去世之后，有人告诉蔡澜，倪匡的手稿价格炒得很高，如果有收藏的话，要尽快出手。

蔡澜勃然大怒，回复了四个字：蠢到极点。

在他看来，一幅艺术作品的好，绝不是在家中看到，而应在博物馆看到，“所以绝对不准买卖，不准收藏”。

或许其中，也有几分与好友感同身受的悲愤。

倪匡与蔡澜

流年残酷，曾经意气风发、红袖满楼的少年，如今走路只能依靠手杖，步履变得蹒跚。

遥想当年，一桌人坐在一起，因为出道早，蔡澜永远是最年轻的，而现在觥筹交错，他已然是最老的一位。

他说，怎么竞赛，时间还是会跑在我们的前面，但当回头一望，又有一种新的成就感。

前段时间，有网友在微博上问蔡澜：“蔡生，请问‘四大才子’剩你一人，你是害怕多一点呢，还是孤独更多一点呢。”

蔡澜的回答是：“他们都不想我孤独或害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