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历新年的前一个月，蔡澜如约开启了“网友问答”栏目，今年的蔡老问答，一如往常的精彩。

网友在其视频下方留言：RIP（一种哀悼死者的说法）。他回复：谢谢，你也是。

网友问：为什么会觉得烦恼痛苦。蔡澜说：自寻的，活该。

网友请他指点迷津：脑子太笨装不进去知识怎么办？他回：可装垃圾。

人生已至耄耋，蔡澜浑然不理社会赋予老人群体上刻板的得体或慈祥，还是记忆中的风流模样。

忆起三十年前，蔡澜与黄霑、倪匡三人曾开办一档电视栏目，《今夜不设防》。

因收视率火爆，许多年轻人给蔡澜来信，蔡澜索性在报纸上开通专栏，专门回复这些问题。

后来，他评价这些来信说：“都是将来怎么样，老了会怎么样，生病了会不会有钱付医药费，爱的人不爱我了”，“就是这么无聊”。

如今，他在微博上同样抱怨：“请别问怎么发财好不好”，“怎么这么多无聊问题”。

三十年倏忽已过，年轻人的烦恼似乎还是相同，但那些传奇的故事与有趣的人儿，却换了新天地。

黄霑一笑西去，金庸拱手作别，倪匡大笑离去，叱咤风云的“四大才子”，独留蔡澜困守江湖——过了年，蔡澜已经82岁了。

少年子弟，江湖已老。

1941年，新加坡，“大华戏院”上有一户人家。

这家主人名蔡文玄，祖籍潮州。十余年前，他从汕头下南洋，成为了邵逸夫创办的海星电影公司（邵氏前身）的第一位职员。

他参加过北伐军，还是一位诗人，和郁达夫是好友。因为思乡，时常梦见北岸的柳树，他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柳北岸”。

到了三子出生的这一年，蔡文玄已经成为了邵氏电影公司在南洋的发行主管兼“大华戏院”的经理。

为了纪念孩子生在祖国南方，他给儿子起名“蔡南”，后为了避讳家中长辈名字，改为“蔡澜”。

蔡澜（左）与弟弟蔡萱合影

很多人都认为蔡澜是个家境优渥的乌衣子弟，其实不尽然。

蔡澜出生后，正逢二战，日本占领了新加坡。

某日，英军的炮弹袭击了这座城市。那天恰好是蔡澜的三岁生日，家里按照潮州的习俗为他准备了红鸡蛋。蔡澜刚吃了蛋白，警报大响，母亲拉着他往防空洞逃，他急忙把蛋黄塞进口中，差点噎死——自此，他再不敢单吃蛋黄。

时局动荡，仅靠父亲蔡文玄的工资难以维持家里三个孩子的支出，母亲洪芳娉还要凌晨3点去黑市进货，白天制作甘草汤，由大姐蔡亮晚上摆摊售卖。

好在，战争很快结束，蔡澜的童年没有因此缺少快乐。

战争之后，邵逸夫在新加坡修建了一个名为“大世界”的游乐园，蔡文玄任游乐园经理，蔡澜就在这里长大。

战后百废待兴，邵先生在游乐园中建起了临时教室，供孩子们读书。蔡澜清楚地记得，自己上的第一节课是“咱们都是中国人”。

他说，这个“咱”字还是第一次认识。

蔡澜（后排中间）全家福

蔡氏家风自由，父亲尤为重视教育。

蔡文玄经常会买回一堆书供孩子们挑选，如果孩子不感兴趣，就再买别类，直到孩子选中一本，他便不停地买同类书籍，以引阅读兴趣。

姐姐蔡亮喜欢教育类目，后来，她成为了新加坡最大学府之一南洋女中的校长。哥哥蔡丹喜欢做生意的书籍，于是他子承父业，成为了一位商人。

蔡澜却偏爱《希腊神话》这种奇幻读本，再加上父亲工作之便，他跟着看了许多影片。

他的脑子里有一整个天马行空的世界，等待着出口打开，奔涌而出。

年轻时的蔡澜

蔡澜从不掩盖自己的年少轻狂与放肆浪荡。

十二、三岁时，他去马来西亚旅游，看到当地少女用水龙头冲洗头发，身上围着纱笼，他回忆起来：“那可性感了”。

人生过古稀，他细数自己那些红颜往事，含蓄一笑：“一年换一个，61个女友有了。”

14岁那年，蔡澜写了一篇影评《疯人院》，投给了《南洋商报》，谁知竟被发表，自此一发不可收拾。

他写影评，也写杂谈。

而父亲蔡文玄喜欢古体诗，又想着要突破传统，所以写了首新诗发表——只是新诗每句还是押着韵，倒显得不伦不类。

蔡澜看了父亲这首诗，写文章刊登到报纸上，直言“这是什么屁诗”。蔡文玄看了生气，但投稿人用的是笔名，他又找不出是谁。蔡澜就在楼上，看着父亲发怒的样子，偷偷地笑。

年轻时的蔡澜

长到16岁，蔡澜高中毕业，对绘画起了兴趣，想去法国学习。

但母亲知道蔡澜嗜酒，怕他去了法国会变成一个酒鬼，将申请驳回。此时恰好日本电影蓬勃发展，蔡澜提出去日本留学。

母亲一想，日本没啥酒，就吃大米饭，那就去吧。

蔡澜后来在书里写这段经历，仍在窃喜：“她不知道，日本有一种叫sake的清酒。”

那是1957年，16岁的蔡澜进入了日本大学艺术学部电影科编导系，回头看，正是鲜衣怒马少年时。

蔡澜十分爱看电影。

在新加坡时，有时电影买来还是英文原版，为了看懂电影，蔡澜上午去中文学校上学，下午又跑去英文学校。

邵逸夫看着他长大，提到电影相关剧情，蔡澜都能讲出片名，被称为“电影字典”。

蔡澜曾住过的“大华戏院”

1957年，蔡澜在日本读书时，邵氏在日本的经理准备退休，博览群“片”的蔡澜，成为了接任的不二人选。

于是，16岁的蔡澜摇身一变，成为了邵氏的驻日经理，负责购买日本电影到香港放映和管理邵氏电影的冲印质量。后来，因为日本的电影制作更加专业且低廉，他说服了邵逸夫，将一部分香港电影的拍摄挪到了日本。

他开始接触到拍摄的片场，却并没有想象中的喜欢。

“我认为拍电影是一个很浪费时间的事情，大家都在那边等，就拍一个镜头。”蔡澜把这个过程形容为“鸡在做爱”：“团团乱走，弄得一大堆时间，结果那件事情一秒钟就干完了。”

蔡澜（右）在日本办事处

一开始，他想做导演，又发现导演过于独立，没有监制好玩：“既可以参与电影的全部事务，还可以同时监制好几部电影。”

后来，他甚至数次吐槽自己合作的导演，不必指名道姓，几乎无人幸免：“导演都是一些很自我中心的，一些怪物来的，没有一个我喜欢的，我都很不喜欢他们。”

他清楚地记得，某次导演发脾气，只因骷髅道具不够逼真，蔡澜就半夜跑到山中，从骨灰坛中找骷髅头，洗净交给导演。

1963年，原邵氏兄弟的制片经理邹文怀离职，邵逸夫召蔡澜回港，接任职位。

此时蔡澜仅22岁，自认什么都不懂，不知如何是好。父亲蔡文玄自新加坡给他寄来书信，上写：“既来之，则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