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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新加坡的典当行,大多都由客家大埔人所垄断?
2023/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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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初,英属马来西亚西部的槟榔屿上,打铜仔街120 号,有一座外观并不特别起眼,典型热带殖民地风格、黑白相间的狭长街屋。

在这座不起眼的街屋里,是同盟会的海外组织,在孙文多次起义的过程中,扮演革命人士的海外庇护所,而里面的客家移民,不只负责革命的资金筹备,还肩负海外人力调度、消息联系的重责大任。

十九世纪中到二十世纪初,中国改革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其中南洋的客家移民社群,在这段现代中国革命史中,担任重量级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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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余年来,“客家学”相关领域的研究者,日益重视南洋地区客家族群与太平天国、孙中山等革命势力的关系。

孙文:“华侨为革命之母”

翻看孙文撰写的《中国革命史》,我们大概可以得知三件事,一、南洋移民社群有会党踪迹;二、移民社群在革命运动中“慷慨助饷”且“热心宣传”;三、会党成员在多次革命中冲锋陷阵,破敌出力。

南洋不只可以说是革命人士的政治庇护所,也是筹钱募资的小金库,孙中山当年即以南洋作为根据地之一,推动中国革命的策划,在南洋筹备革命支部、募款、兴报、并演讲宣传革命主义。

1906 年春,孙文从法国到新加坡,由华侨陈楚楠、张永福接风,住进“晚晴园”,并在园内成立同盟会之分会,作为东南亚英属、荷属殖民地的革命总机关。当时,新加坡分会推举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林义顺担任会计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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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孙文从日本前往当时为英国殖民地的新加坡,亲自带领陈楚楠等人前往吉隆坡、槟榔屿,并在当地成立分会,负责当地募资事宜。1905 到1908 年,支持革命的海外华人,纷纷在几个华人社群的重要地点,如西贡、河内、仰光、曼谷等地,成立同盟会分会。

1910 年,辛亥革命前一年,中国同盟会的南洋基地从新加坡,转移至另一个相去不远的英属海峡殖民地──也就是前面提到的槟榔屿。

没错,前文那座街屋,就是“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也就是同盟会在东南亚的大总部,中国革命的海外重要基地及金库。

当年,孙文与许多东南亚华侨就是在这里,召开重要的“槟城会议”,策划俗称的第十次革命,也就是1911 年的“三二九广州之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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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三二九广州之役”,历史上发生在中国境内的著名行动,例如,1907年“镇南关之役”、1908年的“河口之役”等,都和南洋移民有密切关系。可以说,没有海外移民筹款、召集势力,革命行动不能成。海外华人移民虽没有在东南亚殖民地武装起义、革命,但透过大量的募资与网络组织,他们暗中帮助孙文“搞革命”,协助完成革命大业。

客家华侨,革命中坚份子

在这当中,特别是客家移民,在孙文的革命事业推动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清朝早期,委派的南洋领事以福建、广东原乡者占多数,所以早期的新加坡总领事及槟榔屿的五位副领事,皆为广东省客家籍,而“中国同盟会南洋总机关”所在的槟榔屿,中国领事馆约有半个世纪都由“客家帮”掌控。除此之外,同盟会南洋总机关早期的副理事们,皆为南洋的客家华侨。

总体来说,客家移民及其家族,在下南洋后经营成槟榔屿上的“有力人士”,而后这些有力人士及其家族成员,成为挹注革命事业最有利的赞助人跟庇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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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其中一位副领事谢梦池家族,在黄花岗起义、三二九广州之役时,谢良牧、谢逸桥两位谢氏成员曾在中国境内砸钱又出力培养革命人员,负担起革命人士的旅费,返回槟榔屿后则负责接待孙文与同盟会成员。

至于为什么华人移民会如此支持孙文的革命事业?或许可以说,孙文对马来亚华侨来说,某种程度是“错置的乡愁”──对移民来说,南洋本不是他们的家,在对马来西亚土地认同不高的程度下,中国的革命事业有很深的吸引力。

在客家华侨的帮忙下,槟榔屿等英属马来亚地区,便成了二十世纪初孙文一众推动革命起义的重要本营之一。

客家人钱从哪里来?最意想不到的答案

读者可能好奇,如果客家华侨是支持同盟会革命的金主,那华侨的资金又从哪里来?

其实,早期南洋客家移民,除了从事采矿业之外,还在典当、药材、钟表、洋行等行业上表现颇为出色,即使随着时间迁移,客家移民垄断这些行业的情形越来越不明显,但客家子弟在新加坡典当业仍独占鳌头,至今,新加坡八成的当铺,仍由大约20 万人的客家移民后代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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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等,典当业?金融业前身的典当业?客家人做金融业?

是的。过去的刻板印象总认为,客家人有“重农轻商”的保守倾向,特别不善于在经济活动上冒险,而客家移民在原乡相对贫穷的生活经验限制了他们的职业选择。但究竟在“客家人不善经商”的刻板印象下,新马客家移民们,是如何突破该现象,并在新加坡垄断典当业呢?

从边角努力,到产业垄断

客家人到新加坡多是打工苦力,因为客家人来的时间晚于福建、潮州及广东人,所以要逃离苦力生涯、学做生意的话,必须从非客家人群体还没经营的领域开始干起,也因此,这群新马客家人的生意,多从中药、缝制洋服、以及典当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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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2 年,由蓝秋山先生在新加坡开设的第一家客家当铺“生和当”起,大埔客家人开始在新马经营当铺。基于宗族观念,客家移民到了当地谋生,会尽量拉自己的亲族、同乡一同挣钱,于是晚一步下南洋的客家移民,常在客家原乡亲族底下充当学徒或劳工,一方面学习经验、一方面挣钱谋生,等小有积蓄或有独立机会,便自行创业。

创业维艰,客家移民一般会依循在南洋地区获得的求生技能,进一步打天下,因此,大埔客家亲族培养出来的典当势力就这样开枝散叶,久之,甚至共用商号,最终形成垄断的现象。

廿十世纪初,几乎新马所有的典当业都被客家大埔人垄断──1920年至1929年是新加坡经营当铺的全盛时期,共有25家,其中客家人经营的有22间,其余3家当铺由广东人经营,每个月营业额,以及各地营业流动的资本额极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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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典当业?

典当业是很特殊的行业,它很传统、分工细腻,且有一个自己的体系。大股东通常为“头手”,他的责任重大,除了负责对外繁琐的联系事宜,还要对内监督其他职员与学徒。如果一间当铺的老板没有办法熟悉营运状况,就得以高配额的“花红”聘请头手,甚至邀请外挂的头手入股当铺。

一个头手除了掌握很多行内知识,包括考虑物品是否能成为典当品,一个从学以毛笔写当票、打杂开始的学徒一路晋升到头手需要十几、二十余年的学习;除此之外,是否获得老板信任,也是能否成为头手主要的关键,在此严苛条件之下,原乡与语言交集就显得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当铺每日交易的主要内容是钱财与贵重物品,因此需要甄选诚实可靠的职员,最好是“自家人”加入经营、次之为“亲朋好友”、然后是“同乡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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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因此,典当业遂形成较为封闭的行业,通常不会公开刊登广告招聘员工。老板缺人手的时候,通常会先看看家族内部的亲戚朋友是否有意来学习、入股。

更进一步来说,学者曾将南洋客家人区分成两种不同的群体,第一种是“既融入又区隔的城市客家”,第二种是“保存客家语言的乡村客家”。而新加坡的客家移民华侨属于前者──都市内的客家人,透过在特定行业,如典当业、中药行,藉由“链式移民”、共同语言凝聚等方式,达到特定行业垄断的目的。由于都市是各种方言族群比较容易杂处居住之处,所以语言差异,也就特别具有凝聚与区分移民群体的目的。

典当业的特殊性质,加上南洋移民的历史因素等,造就了新加坡当铺“任人唯亲”的情形,最终也造就新加坡的典当业90% 以上都是客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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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知与希望的大地,勇敢地生活

从婆罗洲的亚洲第一“兰芳共和国”,到中华民国革命的幕后推手,再至垄断新马金融业的大佬,有关南洋客家移民族群的故事,说到这边,先暂时告一段落。

确实,这些都是“成功的故事”,但透过这些故事,我们所看见的,其实是十八、十九世纪离乡背井、突破千险万难,到异乡胼手胝足奋斗的客家移民,在南洋用铁碗与汗水写下的史诗篇章。

虽然大部分消失于史籍,但这些前人认真而踏实的生活,冒险不畏艰难的“超狂”精神,尤其值得我们记忆和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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